黨的建設
PARTY BUILDING
李立三
發布時間:
2008-05-09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李立三曾是工人運動、武裝暴動中的一員闖將。他于1930年主持中央工作時犯過急躁盲動的錯誤，為此長期被當做反面教員。縱觀其一生，功績大于過失，尤其是他那無畏不倦的精神和勇于解剖錯誤的態度，堪稱后人的典范。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縣一個私塾教員之家。從小跟隨父親讀舊書和古詩詞，后上新式學堂淥江小學，1912年在家鄉上中學，1915年到長沙繼續上中學。此間，他在報上看到第一師范的“二十八劃生”（毛澤東的名字按繁體字書寫共28劃）的征友啟事，馬上前去相會，從此結識了毛澤東。后來，他跑到湘軍當了兵。師長程潛因與他父親同鄉并是師兄弟，贈錢讓他到北京讀書。到京后，他又報考了赴法勤工儉學，于1920年初到達法國，干上了別人不愿當的爐前翻砂工，“一天流汗一斗”。他的師傅是法共黨員，在此期間，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并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斗爭。據后人回憶，他在斗爭中一向情緒極為激昂，提到國內反動軍閥，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叫“坦克”。1921年末，法國當局將他們這批參加學運的一百多人強行遣送回國。當時，這個叫“李隆郅”的青年在船上表現得很特別———與人下棋，輸了就生氣地把棋盤、棋子都掀到大海中。回國后，李立三來到上海，經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共黨組織。隨后，組織上安排他去安源煤礦。
在安源煤礦，李立三是工運最主要的領導人，并大力發展了黨的組織。1924年末，中共只有黨員900人，其中安源煤礦的黨員就達300人。1926年，他又到武漢領導工運，那時船工出身的向忠發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當時人稱，只要向忠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三鎮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李立三最先提議在南昌舉行起義。起義中，他擔任前敵委員并兼保衛處長。靠著工運中的突出表現和危急時刻一往直前的精神，李立三隨后被推入黨的領導核心之中。
在1928年召開的中共“六大”上，李立三當選政治局常委，隨后任中央宣傳部長兼秘書長。1930年春，因周恩來去蘇聯，李立三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當時國內爆發了蔣介石同其他幾派軍閥的大混戰，李立三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可以乘機奪取全國的勝利，于是從6月至9月間，要求各大城市的地下黨都組織暴動，調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這一盲動路線在實踐中很快碰壁，紅軍和地下黨組織都受到很大損失，李立三隨后也被免職并被派往蘇聯學習。在蘇聯的15年，李立三受過各種批斗打擊。在逆境和痛苦中，李立三仍在努力奮斗。中國紅軍長征后與莫斯科電訊聯系中斷，李立三編出一套很難破譯的密碼，托人帶回國內，終于恢復了中共同國際上的聯絡。蘇共按照對待犯錯誤者的傳統做法，有好幾年不承認他擁有共產黨員的資格，只給他全家人一間小房。中共的同志們卻沒忘記他，1945年在延安召開“七大”時仍選他當中央委員。
李立三沒想到在異鄉突然得到了蘇共聯絡部對他當選中共中央委員的祝賀，激動得熱淚直流。1946年，李立三回國，先在東北局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又讓他領導工會。在開國大典的紀錄片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作為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就站在毛澤東身邊。此后，他以滿腔熱情投身于工會和工業管理。五十年代末，他到東北考察后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民主化管理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鞍鋼憲法”。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李立三的處境日益困難。他的夫人李莎原是蘇聯人，為表示熱愛中國和丈夫，交出蘇聯護照，加入中國國籍。在“文革”中，仍有人誣陷他們一家是“蘇修特務”，李立三不能忍受這種侮辱，于1967年6月服安眠藥自殺。當時，周恩來就表示過痛惜。中共中央于1980年為李立三平反昭雪。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不甘受西方列強欺凌的一代志士仁人，為尋找救國真理，走西洋、闖東瀛，青年時的李立三也匯入了這一行列。他們當時在發達的國度所見，與中國的落后現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許多人自然迸發出“滅此朝食”般的奮進激情。可以說，沒有火一樣的激情，也就沒有革命，就會始終逆來順受，處于受壓迫的地位。中華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確實需要像李立三當年那樣的一代熱血青年。
了解黨史的人都知道，李立三后來犯過冒進錯誤。不過，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一種能形成思潮的錯誤，主要原因都要從社會尋找而不能簡單歸咎于個人。何況，在出現“立三路線”時，這位主持全黨工作的領袖只有31歲。如同成年人不能嘲笑自己孩提時的行為一樣，成熟的政黨對早年的失誤也要有一種科學總結的態度。急于革命成功，想迅速建成強國，無疑是美好愿望。然而，只有腳踏實地、立足國情，激情和科學態度結合，才能產生實際成效。對如今仍處于“初級階段”的我們來說，李立三的故事恐怕并不遙遠，還值得很好借鑒……。
1922年，他從法國留學回來，先到中共湘區委員會報到，書記正是當初尋友時結識的“潤之兄”。毛澤東對他說：你家鄉附近有個安源煤礦，那里的工人受壓迫很深，革命條件很好，你的工作就是到那里開展工人運動。后來，毛澤東又提出：你的名字太難叫，工人們也不認識“隆郅”這兩個字。這位性格豪爽的革命者馬上同意改名，決定按諧音改成“能至”。
到了安源煤礦，他馬上下礦井，走工棚，很快拉起一支工人隊伍。他作為工人代表，在罷工中與礦方達成協議，取得改善工人權益的第一次罷工勝利。礦上的總監對他恨之入骨，懸賞大洋600元找人刺殺他。工人們得知后，從早到晚自動來保護這個“能人李能至”。他必須出面時，也會有幾十個工人跟隨，談話超過十分鐘，工人們把他擁起來就走。工賊走狗無從下手。后來，他到上海搞工運。一次，他與鄧中夏同去參加工會選舉。路上，鄧中夏抱怨“李能至”這個名字太文了，他馬上同意改名。叫什么呢？這時路邊站著三個工人，鄧中夏說：“就叫三立吧？”他想了一下說，“三立”不好聽，“就叫李立三得了”。
“立三”這個偶然改出的名字，后來響徹了全黨乃至全國，可嘆的是長期以反面教員“立三路線”這一名詞出現。不過，許多老輩人還惦念他。全國解放后，南方一些工廠動員組織工會時，一些老工人聽到全國總工會的副主席和中央政府勞動部長是李立三，馬上就說：“原來是李立三那個工會，好，我們參加！”
李立三為革命奮斗一生，只是在主持中央工作時犯了三個月的大錯誤。此后，他的內心負疚不已，一直檢討了三十多年。30年代初，他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的執委們聽完他的檢查，紛紛評價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坦誠，結論是“沒有兩面派的手段”。后來安排他到軍事學院當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國學員講黨史。這些學員大都來自東北抗日聯軍，不知道他是誰，事后問大家對哪堂課反映好，回答是一致的：“立三路線一課講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徹！”
1946年，他回到東北，開始化名李敏然。有些單位請他講黨史，他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人的責任。講完后，場上一片稱贊聲，不過有人提問：“您怎么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里想什么？”回答則令全場驚訝———“我就是李立三。”經過短暫的沉寂后，會場上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在多年后還回憶說，通過聽那次課，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北京青年報2001-04-26徐焰）
推薦內容
分享到
集團總部電話：
手機網站
微信公眾號